扭扭捏捏的开放(一)
2018-06-05 09:23:10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建筑设计界对外开放。境外建筑师开始在国内承揽建筑工程设计项目,设计了一批当时国内还没有的、新的建筑类型:南京金陵饭店、北京建国饭店、北京国贸中心等等就是这样的新建筑。那时候,刚打开国门,中国人还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所以业主给了外方设计较大的权限,即让外方按国际惯例,甚至按照他们的设计规范;进行设计(那时候,我国有些相应的设计规范尚未制定);由于图纸深度做得好(一般都要达到“技术设计”、有的工程甚至做到了施工图深度),对工程起到了很好的控制作用。当时,中国人因为对这类工程不熟悉,在设计中的话语权比较小。有的工程还是外方投资,投资者比较理性,所以这些工程的设计也很有理性;设计这些建筑的境外建筑师都是一批职业建筑师,很务实,所做方案从环境、功能、技术、经济出发,既满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社会需求,又给中国建筑界带来了一阵新风。在这一批外方建筑师的设计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央视新楼”那样“花哨”的、华而不实的东西。    

        这类“花哨”的、华而不实的设计的大量出现,首先发生在2008年奥运会的工程之中。产生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人把奥运工程当成了中国人的“面子”。由于在这类工程中,人们不大在乎“花钱”,失去了“投资控制”的建筑成了挥霍财富的怪胎。“央视新楼”和“鸟巢”就是这样的“面子工程”;现已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以及对民众“建筑观念”的误导,其危害之深远已无法以经济来衡量了。这样的设计的恶劣影响早已越过国界,飘过大洋,受到了国际建筑界的否定。“面子”早已丢尽!    
        现在各地的政府官员仍不知情,天天被中央电视台的“片头”误导;凡政绩工程都以上述工程为榜样,以为这样有“面子”,建筑已经“异化”,愈将不再是“建筑”了。铺张浪费成了21世纪初中国政府工程的特色。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应忽略一个历史的史实,这就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建筑设计界在改革开放中的“制度设计”。这个“制度设计”阻碍了引进西方先进的现代建筑的设计思想、设计方法、工程组织和工程管理。我记得当时的“制度设计”者,为了保护国内的设计行业的利益,以“写国际接轨”为理由,提出“在中国境内从事建筑工程设计,必须具备在中国的设计资质”,要外国的技术人员取得中国的注册资格。这样一来,国外的建筑师、工程师几乎无人能在中国全面执业了。  
        这个“制度设计”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境外建筑师只能完成“方案构思”,工程设计必须由国内设计单位负责完成。这样的制度把一个完整的“建筑工程”肢解,我们已经不能真正了解国外建筑师对工程的全过程控制了。某些“方案构思”者,为了迎合中国官员“好大喜功”、“眼球一亮”的心情,把中国的建筑设计当作个人创作欲望的发泄,从来不再把“经济”作为建筑设计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这就是当前建筑设计界的现状。所以,我以为这样的开放是有限度的,因而也是“扭扭捏捏”的。    
        我曾在《建筑是什么》一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日本佐藤建筑设计事务所在广州“广交会二期工程”建筑方案国际招标中获第一名后,曾找到我们设计院(该项目是佐藤事务所与我院的联合投标),因为他们认为“标书”规定的投资额,不足以实现他们的方案;他们不敢与中过的业主去签订设计合同,专门来向我们请教。为了了解中国的工程造价,他们在中国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    
        这件事让我非常敬重日本的同行。在日本,有一整套的、完善的工程管理制度,在这个制度里,“方案设计”是与后期的工程设计捆绑在一起的,如果方案设计不能实现“工程的目标(包括功能与投资)”,建筑师负有法律的责任会很麻烦。它同样告诉我们:日本的建筑师有着多么好的职业操守。    
        我真不知道中国相关制度的设计者,他们是否了解建筑设计的客观规律呢?他们是否了解先进国家的工程控制呢?他们怎么能够把“方案设计”从工程设计的过程中割裂出来呢?    
        许多文章大家们,大肆夸大“建筑构思”在建筑工程中的作用,其实是歪曲历史的无稽之谈。密斯曾经说过:“如果每天都要想出点新东西来,那我们干脆就前进不了,要想出点儿新东西并不困难,但要把什么东西研究透彻却还真需要付出很多代价。维奥雷·勒·杜克曾指出,哥特教堂发展的三百年历史中,首先就是对同一结构的形式体系所进行的透彻研究和精心处理。”所以形式上的“新异”,从来不是建筑创作的根本目标。  
        建筑设计历来是以建好的房子的最终效果来判断其质量和创作水平的。建筑设计的创意必须渗透到建筑设计的全过程中,体现在建筑的空间、材料、技术、构造、节点,甚至包括结构创新、施工手段的创新和设备系统的创新之中,这种创意一直要延伸至室内外环境的塑造,甚至陈设和家具的设计和布置之中。建筑创作,哪里仅仅是“建筑构思”呢?“方案设计”怎么能与“工程设计”有丝毫的分离呢?要知道,建筑艺术的实现就产生在建筑技术和建造过程之中。建筑创作贯穿于设计和施工的全过程。  
        有个朋友告诉我发生在北京的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室内设计界举办的一次国际性的室内设计大奖赛。参赛邀请了多位国际知名的设计师,由他们出方案,国内的装饰公司实施。比赛就要开始,一位外方设计师来到工地,想看一看他的设计。他看后一句话不说,捡起身边的一根铁棍,向已经装修完成的家具和陈设砸去。他愤怒了,他不承认这是他的设计。当时在场的装修工人被设计师的行为惊吓得说不出话来。工人感到很委曲:自己是按图纸施工的啊!这就是中国的那些“制度设计者”酿造的恶果。在设计中夸大了“构思”在工程中的作用!  
        其实现代建筑也是一种工业产品,其质量不仅在于设计创意,而且更在于设计的全过程和施工全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君不见,德国原装进口的汽车质量要比中德合资工厂生产的质量要好吗?双方生产的汽车,不仅创意相同,设计图纸相同,连对材料的性能、指标、工艺设计的要求都完全相同,这是为什么呢?我希望那些“制度设计者”和那些文章家们能够好好地去想一想!    
        朋友,当你了解上述的这些实例后,你是否已经对中国建筑界的“开 放”程度,产生了怀疑呢?    
        我以为,当今中国建筑业的这种“扭扭捏捏”的开放是不全面的。它不仅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建筑业的进步,而且让那些所谓的明星建筑师钻了空子,拿走了大把大把的钞票,扔下了一堆垃圾。    
        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把建筑方案设计(包括方案投标)与工程设计在“制度设计”上进行割裂;如果我们能向国际通行的规则看齐,坚持“方案设计者必须把工程负责到底”的原则,坚持“设计者必须实现方案设计中的种种承诺”,其中包括“在投资控制上的承诺”等,并制定相关法律,迫使方案设计回归工程本质;中国的建筑一定会逐步圆归理性。因为理性建筑的身后是社会的经济和人文的背景,普遍存在的工程超  “投资”的现象将得到遏制。
季元振(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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